1927年冬天，南阳籍教育家、时任河南省议会议员的张嘉谋，在南阳赈灾的工作之余，偶然发现一些墙基所使用的画像石刻，与山东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十分相似。他“访拓宛境金石于荒桥古寺中，得画像数石”，随后他把几十幅拓片带到了开封。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对此非常感兴趣，选取其中的40幅，编辑成《南阳汉画像集》一书，该书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本介绍南阳汉画像石的图集。

一石激起千层浪。南阳汉画像石迅速引起全国学界的关注，文学家鲁迅、美术理论家滕固、天文学家高鲁等一批著名学者，纷纷收集起了画像石拓片。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8月，身在上海的鲁迅，收集到231幅南阳汉画像石拓片。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中国与希腊联合发行《奥运会从雅典到北京》的纪念邮票，其中“北京天坛祈年殿”邮票，背景衬图采用了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两位武士形象，他们威猛凶悍，姿态各异，生动表现了汉代崇力尚武的精神。

东、西两汉绵延400多年，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汉代人事死如生，他们在地下墓室的建筑构石上，细细密密镌刻下天地、山川、神灵，勾勒出一幅汉代的生活画卷，成为汉代的百科全书。

◎画像石散处民间

汉画像，是指汉代人雕绘在砖、石、壁、帛、瓦当、铜镜和漆器等材质上的画像。它题材丰富，有狩猎生产、生活宴饮、宗教信仰、建筑、神怪精灵等等；它绘制形式复杂，以汉石为例，就有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手法。汉画像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极其重大，史学家冯其庸说它是“敦煌前的敦煌”，又说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纯净的本土文化之精华。

全国已经发现的汉墓有1万多座，汉画像石1万多块，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即河南南阳区域，鲁西南、苏北、皖北、豫东区域，陕北、晋西北区域和四川、重庆区域。

南阳的老人们都还记得，当年的画像石分布在南阳各地，散处在民间，在普通民众心里，它不过是一种“有画的”石块而已，人们用它砌墙、垒猪圈、凿猪食槽、砌房基。曾经，南阳的街道、商店墙壁、城墙基和大小桥下随处可见的，便是画像石。

1931年夏天，南阳暴雨成灾，白河洪水泛滥，南阳城西南9公里的草店村附近，洪水冲开了一座古墓。1932年秋天，时任南阳县教育局局长的孙文青（后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发现墓的一半被淤泥所埋，随即组织人员测绘、拍照，制作画像石拓片44幅。1933年，孙文青在南阳城内以及南阳通向各县的道路旁，发现画像石274块，又到南阳县、方城县的两座汉墓中拓片30多幅。孙文青潜心研究，发表《南阳汉墓中的星象及斗兽图》和《南阳草店墓享堂画像记》两篇文章，第一次确认汉画像石是墓葬构件。

1949年以来，汉画像石又相继在唐河、方城、邓州、许昌、郏县、襄城、禹州、新密、永城、夏邑、浚县等地出土，尤以豫西南地区分布最广。这一区域以南阳为中心，北到郏县、襄城一带，南到鄂北，东抵京广线，北至西峡，数量为全国最大。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总计近3000块汉画像石，南阳汉画馆收藏的达到了2000多块。

创建于1935年10月的南阳汉画馆，经历“三迁四建”，是我国建馆最早、藏品最多、规模最大的汉画像石刻艺术博物馆。在馆内逐一细看，精选出的200多个石块上，一个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二桃杀三士、鸿门宴、赵氏孤儿等历史故事，也有达官显贵投壶宴饮、观舞赏乐、骑射田猎、斗鸡走狗，还有捧奁化妆、执戟持盾等诸多奴婢侍吏的形象……一幕幕生活场景，在眼前呼之欲出。

南阳汉画馆研究员牛天伟，指着一张铺展开来的地图说，豫西南画像石最多的区域，恰好是汉代南阳郡及其边缘附近。西汉时，南阳郡治宛城已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享有“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美誉。东汉时，南阳又被称为“南都”“帝乡”，遗存下来的文物之丰富，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汉画像石以最直观的视觉艺术形象，彰显汉代的盛世辉煌，堪称一部图像式的汉代史。

◎深沉雄大扬汉风

鲁迅评价汉画像石：“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他曾说：“倘参酌汉代石刻画像，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创造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收集到的南阳汉画拓片，1949年由夫人许广平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可以告慰他的是，70多块他所收集拓片的原画像石，现完好收藏于南阳汉画馆。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大量运用了汉画像石的内容。1959年，南阳汉画馆重修时，郭沫若欣然题写馆名，画像馆的镇馆之宝许阿瞿画像石，与他还有一段缘分。

1973年，南阳市文物工作者在市郊发掘了一座古代墓葬，墓内有铭刻“建宁三年”隶书文字的画像石一块。其铭文很难判读，考古人员向郭沫若写信求助，郭沫若对铭文进行逐字释读。在许阿瞿墓志铭的画像石上，有精美的图案，确切的文字，被文物专家评定为“国宝”。

135字的铭文，记录下一段伤心往事：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三月十八日，年仅五岁的许阿瞿不幸夭折，父母异常悲痛，跪拜祖先，恳请他们用火把给小阿瞿照路，让其认祖归宗……画面上半部分是许阿瞿四岁生日时的场景，下半部分是舞乐百戏的场面。画像生动，文字凄然，郭沫若感慨，许阿瞿非大地主之子莫属，如此年幼就能享此大福。

显然，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是无法建造较大规模的墓室和画像石的。有人推测，画像石多为经济富足的墓主及其家属，与画工、石匠集体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是墓主和家属提出设想，画工和石匠进行再创作，创作结果最终得到墓主和家属的认可。美学家王朝闻说过：“南阳画像石是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初步印象可以说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这一艺术宝库的价值在未来将更加辉煌。”

学者发现，画像石这种墓葬艺术，在帝王陵墓中很少见，倒是底层官员和殷实富有者更为热衷，他们更接近民风民俗，画像石也更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画像石的作者，既不属于宫廷画家，也不是纯文人，而是朴素的平民，反映的多是世俗阶层的心声。春秋战国时期，南阳地处楚国与中原诸侯国交往的重要通道，浪漫的楚文化和理性的中原文化相遇、交融，汉画像石成为以神性为本质的长江中下游楚文化，与以人性为本质的黄河中下游儒家文化的完美结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顾森认为：“汉画像石本质上属于民间艺术。”它发生于民间，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代表民间的真实思想，民众既是汉画像石的作者，又是它的传播者和享用者。

鲁迅多次盛赞汉代精神“遥想汉人多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画像石主题突出，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气势，完美再现了汉代浑厚豪放的时代精神。著名画家吴冠中看到南阳画像石时，“简直要跪在汉代先民面前”，他评价画像石“气势磅礴，风格独特，令人一见倾心”，是“高级的艺术、伟大的艺术”。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罗公柳，第一次看到汉画像石时抑制不住激动，流下热泪，并一笔一画临摹起原石图像。

◎民间学者寻“国宝”

在南阳理工学院博物馆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一块巨大的《张骞通西域》汉画像石被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它长3米，宽0.4米，原石上的一张拓片，墨色浓淡相宜，清晰展现出一幕汉代历史场景。

48岁的袁祖雨是个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当地农民、民间学者，被聘为博物馆副馆长。26年来，他边打工种地，边进行野外调查，踏遍南阳，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寻找画像石之中。他痴迷画像石，还喜欢上了制作拓片，每一次清洗、上纸、捶打、着墨，在纸张与石头的亲密接触中，他仿佛能够触摸到2000年前汉人的风采。2012年，袁祖雨被文化部非遗司评为“当代十四位传拓名家”之一，其传拓作品被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和中央美院等机构收藏。

2003年11月，宛城区新店乡一农民找到他，问自己家院墙上的那个刻着花纹的大石头是否有价值。“我到他家一看，这块画像石刻满了人物，真漂亮，却砌在院墙根基上，里面是他家厨房，外面是厕所，看到这么大、这么好的一块画像石沾满污秽之物，我心里那个痛啊。”心疼不已的袁祖雨，想尽快把画像石清理出来，当即和主人商量欲买下。清理画像石必须把院墙推倒，他的想法当时就遭到反对。

软磨硬泡了三个月，还是无功而返，这块石头成了袁祖雨的一块心病。他管不住自己的双脚，12次去“探望”石头，和人家谈画像石，谈自己的爱好，最终感动了主人，他开着拖拉机，把画像石送到了袁家。袁祖雨说：“知道我是征集汉画像石的，很多群众非常支持，原来他们不保护画像石是因为不知道那是文物。”

费尽周折淘来的画像石，他擦了又擦，看了又看，不知道摩挲了多少遍。他一直在琢磨，画像上有人、车、马和虎，究竟想表达什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西域史研究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杨镰，被这块画像石深深吸引，给袁祖雨讲解，画像上刻的是汉朝队伍驱逐敌人，探险西域的场景，在最后两组骑士之间，一虎跃起前扑，从虎尾细长、体型瘦削等特点推断，此虎为新疆虎。

袁祖雨豁然开朗，又从胡人与汉人、大使车、汗血马、绳行沙度之道与新疆虎等方面再度解读，推断这是一幅反映汉使冲破胡人阻挠，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画卷，起名为《张骞通西域》，这块画像石被专家评定为“国宝”。原石的出土地紧邻方城县博望镇，是汉代张骞博望侯的封地，袁祖雨推测，墓主很可能就是张骞的后裔，石刻时代是张氏后裔十分活跃的西汉晚期，他们将祖辈的丰功伟绩刻在石墓中，以求庇护，以志纪念。

◎相隔仙凡幽冥间

考古资料显示，汉画像石大约兴起于西汉中、晚期，西汉末、东汉初得到迅速发展，东汉中期臻于极盛，东汉末年则走向衰亡，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发展进程。关于汉画像石兴盛的根源，“厚葬说”的观点较为流行，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田野考古部主任信立祥曾提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汉画像石流行的背后，显然有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两汉时期疯狂推行的厚葬风俗。”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比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蒲慕州教授则认为，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的根源，与汉代冥灵信仰的演变有直接关系。推动画像石兴盛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汉代生死信仰的发展变化。

灵魂不死的观念由来已久，史籍记载，春秋时期，人们已形成了魂魄的观念，秦始皇的求仙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升仙思想的发展。学者刘茜分析，汉武帝时期，一个疆域庞大、经济富庶、思想统一的帝国已经形成，汉武帝随之将目光投向了追求长生不死，掀起狂热的求仙活动，由此汉代的生死信仰迅速复苏，并发生重大升级，画像石随之兴起。从武帝时期到东汉中晚期，汉代生死信仰持续发展，而这一时期，画像石在图像内容、构图形式、雕刻技法上，也经历了一个由简趋繁的过程，几乎同步反映了汉代生死信仰的变迁。

在袁祖雨收藏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块“国宝”《折木相羊》，长1.68米，宽0.4米。画右部一武士正倾力折拽树枝，左部一武士附身手按一兽前腿，画面主题恰恰符合《离骚》中的名句“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两位武士威风凛凛，是“屈（原）贾（谊）精神”的高度概括，“楚风汉韵”的典型形象，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盛赞画像石：体现了“中国魂”“民族魂”。

《折木相羊》的墓主人，祈祷灵魂能够成为仙界里永恒的一员，长生不死，护佑后人。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自信力”最为强劲的时代之一，画像石虽属墓葬艺术，却展示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志，充满乐观向上的阳刚之气。

相隔在仙凡幽冥间的汉画像石，刻画着飘逸洒脱的神仙世界：风吹云动，星辰出没，二十八星宿守护灵魂，伏羲女娲手捧日月，北斗七星南斗七星主宰生死，仙人自由飞翔，漫游山川，与瑞兽嬉戏，用仙草喂食仙鹿……在信奉灵魂不死的汉代人眼里，死亡就是新生，人死何所惧，他们不是走向另一个神奇而美好的境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