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郑州9月19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远古的“三皇五帝”，究竟是虚构的神话、民间的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为推动解决中国传统古史中五帝时代的这一大悬案，19日在郑州开幕的“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众多考古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相聚一堂，议“炎黄”论“尧舜”，考古成果比对历史文献，深入探讨交流五帝时代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史前考古近30年来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大顺认为，这主要表现为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从时空框架到时代特征的结合点渐多。根据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可分为以黄帝与颛顼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后期，记载五帝前期以战争和宗教改革为主要事件，这同仰韶时代后期中原及周边地区以个性充分发展为主又频繁交汇和神权至上、由神权到王权的社会变革惊人吻合；龙山时代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并导致最初民族共同体形成以及古城林立的态势，则同五帝后期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轨迹、从洪水到治水和加强国家行政管理的记载相比对。

郭大顺说，五帝时代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初现时期，一些传承到后世的积极文化因素在各地已纷纷出现。同时，五帝时代分布于中原及周边各具个性的古文化，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向一起汇聚，达到“共识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代形成发展及后续中华一统的秦汉大帝国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称，五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应当属于酋邦或者复杂酋邦的阶段。从文献记载看，中国五帝时代就是一个“天下万邦”的局面，这一个个的“邦”就是酋邦。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杰祥表示，五帝时代的出现，是当时已经进入父系社会的标志。他说，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之后中国以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为特征的新型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陕西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宝鸡市社科院研究员霍彦儒指出，中国历史上有多种“五帝说”，唯独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提出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历经两千多年，至今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研究司马迁的“五帝观”，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研究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和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联合主办。主办方表示，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它奠定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坚实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华夏民族开始一步步迈入文明的大门。近年来，郑州地区发掘出土一批与黄帝时代大体相当的遗址，也充分佐证了文献对中原地区五帝时代的记载。